注册 登录  
 加关注
   显示下一条  |  关闭
温馨提示!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,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,请重新绑定!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》  |  关闭

于涛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《三国前传》连载:武人崛起(3)——失控:董卓的自我解放  

2010-06-30 07:43:43|  分类: 学术三国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  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  |
       董卓,陇西临洮(今甘肃省岷县)人,先是作过州郡吏,后来在段颎的推荐下,得到司徒种嵩的辟召,成了司徒府中的属吏,这也就给了董卓像

他一个金色的前程。因为在东汉,成为三公府的属吏,升迁的机会特别多,在短时间做到二千石的大官都有可能。但是,他似乎还是没有摆脱武人的宿命,朝廷看重的是他六郡良家子的出身,让他做了羽林郎,目的就是把他培养成为名将。所谓六郡,大概还是沿用了西汉的政区概念,指的是陇西、天水、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,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南部、宁夏、山西西部和内蒙古北部。六郡为汉帝国的西北边郡,《汉书》卷二八下《地理志》记其民俗称:“天水、陇西,山多林木,民以板为室屋。及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,皆迫近戎狄,修习战备,高上气力,以射猎为先。”所谓良家,即非医、非巫、非商贾、非百工,便可纳入良家的范围。董卓膂力过人,可以上马骑射,还有谋略,做一名职业军人,倒也适合他。

事实证明,董卓在军事上还真有些天分,然而他并不是一位常胜将军,到了东部,和黄巾交锋,他败了;到了西部,尤其是在凉州,他就能建功。于是,董卓就成了安定西部边疆中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在那次张温作为总统西部军事的汉军主帅讨伐凉州边章叛乱时,董卓随营效力,却不服调遣,孙坚(三国吴主孙权的父亲)就劝张温杀掉董卓,以肃军纪,张温却无可奈何地说:“董卓在西部声名远震,今天杀了他,以后战事一起,就没有依靠了。”

鉴于董卓在西部的强势,朝堂之上也就有限制董卓的呼声。在董卓再度出任前将军,统军两万平定三辅之乱后,这种呼声已经为灵帝所重视,他也不希望在西部出现与自己分庭抗礼的军阀。于是一纸诏书从洛阳发出,征调董卓出任少府。东汉的少府位列九卿,算是高官了,但所掌管的只不过是皇家的琐碎事务,董卓自然不会看中它,况且离开了军职,他就成了无源之水。于是,董卓公然抗命了,他在上书中说:“凉州现在还动乱不安,此时正是臣为朝廷效命的时候。而且臣的部属因为要报答臣对他们的旧恩,纷纷阻拦臣的车驾,使得臣实在无法上路。既然这样,就让我暂且行使前将军的职权吧!我一定会尽职尽责,杀敌立功。”董卓因为部属的阻拦而不能赴任,这是一个能让朝廷信服的理由?此时的董卓已经要挣脱约束,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了。

天高皇帝远,加之此时的朝廷也无心对这位实权派人物做出更严厉的惩治,只能委曲求全,惟一的希望就是解除董卓的兵权,对于董卓的抗命可以不再追究。第二纸诏书便又发了出去,这次是任命董卓出任并州牧,把一州的军政大权交给他,并且并州亦属边地,董卓曾经做过并州刺史,看来朝廷此次的任命较之前次是动了脑筋的。面对诱惑,董卓有些心动了。但他依旧清醒地认识到凉州对他的重要。在凉州的土地上,他要将有将要兵有兵。一旦脱离了故土,董卓虽为州牧,想有作为,恐怕还要从头做起。显然,他又不希望失去这次机会,怎么办才会鱼和熊掌兼得呢?

董卓想到了一个主意。

他再次上书朝廷,对于出任并州牧一职提出了自己的条件,即就任并州牧可以,但他要带上他的亲兵。这对朝廷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,为臣子的竟然敢明目张胆地同皇帝做起了交易。凭此举,就可以拿董卓问罪。可是,皇帝又能有什么办法呢?国家疲弱,实在无力对这样的强臣做出处置。只要他能交出兵权,他有什么要求,就听之任之吧。

董卓便得意洋洋地率领着三千亲兵上了路,前往并州赴任。

与此同时,洛阳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,灵帝驾崩,帝国政治一度处于真空状态。新皇帝要登基,士人要解决多年来与宦官的积怨,宦官要寻求生存的空间,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使得国家政治在焦虑中等待着未卜的将来。对于这位“悠然自得”的并州牧似乎已经忘记了。

但外戚大将军何进却听信了袁绍的建议,要征调外兵进京,以此逼迫太后做出诛杀宦官的决定。这种迂回的做法看似画蛇添足,毫无意义可言,但对于被征调的一员,董卓却看到了新希望已经萌芽。

这就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回到中平六年的夏季。何进要杀宦官,是因为宦官中有一个异己分子——上军校尉、小黄门蹇硕,他手中有兵权,他与董后结盟,他还希望皇子协做皇帝。蹇硕被除掉了,何进要杀宦官的动力也就没有了。但是,杀宦官可不是何进自己的事,说不杀也就不杀了。袁绍等人害怕何进变计,才建议引外兵进京。何进之所以会答应,是因为何进想借此给宦官提个醒,而袁绍却另有打算。

在袁绍献此计之前,他满脑子里全是建宁元年事变,窦武、陈蕃要杀宦官反被宦官所害,症结在哪里?除去北军失控的因素外,还有什么可以引以为戒的?当年陈蕃与外戚大将军窦武能够合作,是因为窦武具有士人的身份,一旦肃清宦官之后,大概可以避免重走外戚专政的老路,太后也许会因为陈蕃有恩于己,以及父亲与士大夫的亲密无间,还政与臣。可是,袁绍面对的何进,是个“屠家子”,士大夫不会发自内心地去接纳他。何太后对士大夫也没有丝毫的好感,即便是借助何进的力量剪除了宦官,也不知士大夫能否从中获益。既然存在未知,而何进又在诛除宦官的问题上摇摆不定,一旦何进变计,就会倒向宦官一方,士大夫必将遭受灭顶之灾,为防患于未然,还是有所准备的好。而应对突变,拥有武装是最佳的选择。

当时对引外兵入京持反对意见的陈琳、曹操和郑泰只看到了消极的一面,是站在了何进的立场上考虑这一问题,却未想到外兵可以为己所用。

我们已经知道此次要进京的外兵共有八支,除毌丘毅一支难以查明外,其他七支的向背是可以推断出来的。桥瑁,是灵帝朝太尉桥玄的族子。桥玄,是位能臣,可以说位“称职相”,只是后来因为对政治丧失了信心,甘愿引灾异自劾。桥瑁作为名公之后,他的郡国兵理应站在士大夫的阵营中。王匡、鲍信是和伍孚一样的侠士,诛灭宦官,他们岂能畏缩?再说丁原、董卓,他们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,这则秘密后来由公孙瓒揭示出来。那是在公孙瓒与袁绍交恶的时候,公孙瓒向天下公布了袁绍的十宗罪,在当时,凡是这样的文字不仅要写得漂亮,而且还要有实际的内容,要做到揭露隐秘,直刺敌人的最痛处。在公孙瓒的记忆中,袁绍犯下的第一宗罪就是:“何氏辅政,绍专为邪媚,不能举直,至令丁原焚烧孟津,招来董卓,造为乱根。”(《三国志》卷八《公孙瓒传》注引《典略》)由此可见,丁原、董卓的行动实际上是要听命于袁绍的指挥。而张杨、张辽二人,原本就是丁原的部下,与丁原共进退也在情理之中。后面我们要谈及的由袁绍主盟的关东联盟中,还会遇到桥瑁、王匡、鲍信、张杨等人,这也证明了袁绍完全可以驾驭外兵。

除外兵外,京师中能够明确的亲袁武装有虎贲中郎将袁术统领的虎贲卫士、典军校尉曹操所部,并且袁绍还秘密地招募了千余人,埋伏在洛阳城外。这一切都在预示着以袁绍为代表的士大夫要放弃何进,一旦何进变计,也就是士大夫动用武力之时。

何进对此也有所觉察,虽然他同意了袁绍的建议,但几乎在同时也免去了袁绍的军职,让他去做了司隶校尉,名义上给了他很大的权力,让他“专命击断”,实际上是对袁绍的防范。而对于外兵进京,何进也做出了纠正,前面我们讲到何进派种劭宣诏阻止董卓进京。单就何进选派种劭这一点上,就可以看到何进要放弃引外兵入京的计划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董卓抗命已经不止一次,诏书对于他的制约很有限。但是,持诏者是种劭,这就不同了。董卓曾经接受过种嵩的辟召,是种嵩的故吏,而种劭是种嵩孙,按照东汉的官场规则,故吏视举主为君,钱穆先生把这一现象称之为“两重君主的观念”,吕思勉先生认为这是“封建的余习”心理在作怪。故吏对于举主的后代都要礼遇,不能有丝毫的造次。并且,种嵩在西部的威望很高,在他死的时候,“并、凉边人咸为发哀”(《后汉书》卷五六《种嵩传》)东汉错金铁书刀。有了祖上的恩德,种劭却兵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情。何进阻止董卓进京的决心可见一斑。

但种劭并没有阻止住董卓的进军步伐,董卓进入了河南境内,何进已经失去了对董卓的控制。其间有一个董卓上书的问题值得深思,而史书记载则较为混乱:

1《三国志》卷六《董卓传》说:“进乃召卓使将兵诣京师,并密令上书。”

2《后汉纪》卷二五“中平六年秋七月条”:“董卓到渑池上书。”

3《后汉书》卷七二《董卓传》:“卓得召,即时就道,并上书。”

以上三种史书所记载的上书内容又与《三国志》卷六《董卓传》注引《典略》中的内容大有出入,《资治通鉴》和清人严可均所辑《全后汉文》则把它们混为一谈,实不知董卓在进京途中有两次上书,一次是在渑池(今河南省渑池县西),一次是在新安(今河南省渑池县东)。而“上书”则是解决董卓失控问题的关键。

首先,“密令”上书系渑池上书,即《三国志》卷六《董卓传》和《后汉书》卷七二《董卓传》所录内容,与何进无关。这是因为:渑池上书的内容,突出了以张让为代表的宦官扰乱政治是董卓进京的条件,张让等宦官与何进之间没有利害冲突,反而对何家有恩。处于犹疑之际的何进,不会指使董卓在上书中把张让定为十恶不赦的罪人,将张让树为自己的仇敌。另外,种劭持诏却兵,与董卓会晤的地点就是渑池,如果何进“密令”董卓上书的话,则与却兵相抵触了。而张让等却是党锢之祸的制造者,与士人势同水火,不能两立,“密令”想必与袁绍有关。为防何进变计,在种劭出京的同时,袁绍也派人密令董卓上书,将国家大义搬出来,化解却兵诏书,这可是一招妙棋。

其次,董卓在置种劭宣诏止兵于不顾后,在进军途中,再次上书,这是新安上书,即《典略》所记载的内容。董卓在新安上书中是这样写的:

臣认为天下之所以会出现大逆不道的人,原因就在于黄门常侍张让等人侮慢天常,篡夺王命,他们父子兄弟霸据州郡,凭借一纸文字就可以获得千金的利益,京师附近数百万的肥沃良田都被他们霸占去了。这一切使得怨气充塞,动乱不绝。我前一次奉诏讨伐於扶罗(按:董卓就任并州牧的使命之一就是讨伐於扶罗。於扶罗,南匈奴单于,活动在河内、河东一带)的时候,将士们又饥又乏,不愿意渡河作战,都要求先进京杀阉宦,为民除害,向朝廷讨要军饷。臣加以安抚,军队已经行进到新安。常言道:扬汤止沸,不如灭火去薪;溃痈虽痛,胜于养肉;及溺呼船,悔之无及。

董卓虽然仍旧把阉宦作为讨伐的对象,但他却只字未提士大夫或何进的意愿,而是把手下将士摆在最为显要的位置,是有了他们的请求,才会有董卓的进京。在这种因果条件下,使得董卓在对待这场以清除宦官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中,既不依附于士大夫,也不听命于何进,而是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群体——凶猛的武人,并使其负有了政治使命。董卓撰写的不同于“密令”的上书,无疑就是他政治独立的宣言书。有了它,董卓就可以摆脱一切束缚,为那崇高的“道义”而战。董卓就此解放了他自己。他不必再去理会什么却兵的诏书,催动着三千亲兵继续东进,急切地赶往洛阳。

此前董卓两次上书拒命,对却兵诏书置若罔闻,渑池上书,直至新安上书,皇权在董卓那里没有了威严,他可以随意加以否定或更改,之所以如此,余英时先生提出的“边境中国人蛮夷化”、“凉州和汉代中国的主要的知识和文化传统可能已没有联系”([英]崔瑞德、鲁惟一编,杨品泉等译《剑桥中国秦汉史》第六章《汉朝的对外关系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2年,第467、468页),似可对这位“少好侠,尝游羌中,尽与诸豪帅相结”(《三国志》卷六《董卓传》)的边地武人行为加以诠释:“蛮夷化”的董卓、缺乏对中国文化传统认同的董卓、出身行伍的董卓,不会像那些从小就读书诵经的士人那样,服膺纲常名教,其与皇权的对抗,是可以理解的。

但还应该看到的是:董卓从做郡吏,到入司徒府为掾,做羽林郎,一步步成长为东汉帝国的高级军事将领,他还是汉官,他还要为国家利益而战,这就在客观上要求皇权对其军功的认可,以维系其在政权中的地位。但越是与政权接近,董卓就会更加真实地感到以“凉州三明”为代表的前辈武人的苦恼,“凉州三明”虽然军功显赫,但他们要在政权中立足,还要有所依附,像皇甫规、张奂对士人认同的向往,段颎对宦官的逢迎。况且,他们也看到以军功立足于政权的局限性,还要试图通过“士人化”来去除其武人身份。

而在灵帝末年,董卓的强大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了,他和皇甫嵩被认为是“安危定倾者”(《后汉书》卷七一《皇甫嵩传》)。董卓所掌握的军队,其主体是湟中义从和秦胡兵,他们不同于中央禁军,有畏惧宦官的心理和效忠东汉皇权的意识,而是董卓豢养的一支私兵,唯董卓旨意是从,“士卒大小,相狎弥久,恋臣畜养之恩,为臣奋一旦之命”(《后汉书》卷七二《董卓传》),并且有极强的战斗力,郑泰就曾说:“天下强勇,百姓所畏者,有并、凉之人,及匈奴、屠各、湟中义从、西羌八种。”(《后汉书》卷七〇《郑泰传》)被视为天下强勇的六支力量中,董卓就拥有三支,有如此实力,又有“凉州三明”的经验作为借鉴,具有轻视皇权倾向、发布了“政治独立宣言”的董卓,势必要在渐趋安寂的洛阳政变中再掀惊天骇浪。

在董卓新安上书的同时,洛阳已经成了血与火的海洋。短短的四天时间里,何进被杀,宦官被士大夫诛绝,帝国朝廷在飘摇动荡中,渴望着安宁与和平。

  评论这张
 
阅读(736)| 评论(0)
推荐 转载

历史上的今天

评论

<#--最新日志,群博日志--> <#--推荐日志--> <#--引用记录--> <#--博主推荐--> <#--随机阅读--> <#--首页推荐--> <#--历史上的今天--> <#--被推荐日志--> <#--上一篇,下一篇--> <#-- 热度 --> <#-- 网易新闻广告 --> <#--右边模块结构--> <#--评论模块结构--> <#--引用模块结构--> <#--博主发起的投票-->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页脚

网易公司版权所有 ©1997-20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