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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涛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路在何方:自强的出路是武装  

2010-06-24 09:43:25|  分类: 学术三国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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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但是对制度、法令的娴熟运用,还会出现一种结果,那就是促使士大夫走上一条谋求自强的道路。这里我们来看一则史料:和帝的时候,外戚窦宪派人刺杀了都乡侯刘畅,此案一直拖而未决。当时担任太尉宋由属吏的何敞,要求由他来具体查办此案,但是阻力重重,何敞就对宋由说:“……敞备数股肱,职典贼曹,故欲亲至发所,以纠其变,而二府(指司徒、司空府)以为故事三公不与贼盗。……今二府执事不深惟大义,惑于所闻,公纵奸慝,莫以为咎。……请独奏案。”(《后汉书》卷四三《何敞传》)何敞的大意是讲:查处此案是自己的职责所在,而司徒、司空二府却认为没有依据,实际上是用典不明,姑息养奸,既然这样,自己就要独立办案了。最终,还是在何敞的带动下,三府联合,将案情查实。

其中应引起注意的是:光武帝削弱相权,造成三公府职能的弱化,三公属吏似乎是无事可做了,这就出现了“三府掾属专尚交游,以不肯视事为高”(《后汉书》卷四六《陈宠传》)。而由何敞主持,三府联合办案,则在事实上否定了前朝故事。可见,士大夫在明晰制度、法令的前提下,就有了以合理的、适合现实形势的制度来取代限制臣权的不合理制度的取向。

桓帝朝太尉杨秉上奏要求惩治大宦官中常侍侯览、具瑗。这侯、具二人可是当时的强势人物,奏章到了尚书台,尚书可不想得罪他们,便告知杨秉:“他们不归您管,您要管也行,可是制度上有规定吗?”杨秉马上作出了答复:“汉世故事,三公之职无所不统。”(《后汉书》卷五四《杨秉传》)这无疑为解决理性行政与皇权压制臣权之间的矛盾,开辟了一个出口。

然而,臣权的自强是建立在皇权危机的基础之上,其初衷是要将外戚、宦官控制的政权转由士大夫掌握。桓帝当年也像后来的灵帝那样,很重视自己的形象,向臣下发问:“朕何如主也?”侍中爰延称:“尚书令陈蕃任事则化,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,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,可与为非。”(《后汉书》卷四八《爰延传》)从爰延的话中,我们大致可以悟出:以拯救皇权危机为目的的臣权自强,还需在净化天子上下功夫,使之出离外戚、宦官的控制为解决问题的根本。可是,行至出口处还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:

一条是沿着理性行政的道路走下去,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,涉入皇统的继立,这表现在两个方面:

一是对法定继统程序的维护。延光(122~125)中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,就爆发了以九卿为核心的大批士大夫的集体抗争,出现了太仆来历等十余人前往鸿都门的请愿事件,而对于继嗣的北乡侯刘懿,士大夫则视之为“疏孽”(《后汉书》卷五二《崔瑗传》)。至永和(136~141)中,司隶校尉周举就更加严厉地指出:“北乡侯本非正统,奸臣所立。”(《后汉书》卷六一《周举传》)

二是通过“豫议”来掌握皇统继立的主动权。在东汉,一般在皇统中断,需要外藩入继的情况下,士大夫有权在公卿会议上提出继统人选。虽然是在走过场,但提出来,就在表明己方的立场,或可有万一的收获。士大夫的标准,如李固所言:“今当立帝,宜择年长高明有德,任亲政事者。”(《后汉书》卷六三《李固传》)而且事先士大夫之间也要达成共识,像质帝崩后,李固就与司徒胡广、司空赵戒联合达成意向,才在公卿会议上提出了以清河王刘蒜作为继统人选。

这两个方面体现着一个共同的目标:以确立新君为契机,扭转政治颓势,“国之兴衰,在此一举”。

还有一条路就是将臣权自强发展到极至,行非常之举。这在党人严惩外戚、宦官党羽处,就有了最初体现,像司隶校尉李膺审完权宦张让弟张朔后,随即杀掉;南阳功曹岑晊等虽见赦令,仍旧将桓帝美人的亲属张泛绳之以法;更有甚者,如山阳郡督邮张俭道逢宦官张让母,以其“不避路”而使吏卒收杀……虽然这些都是党人的激愤之举,但却是任权的结果,具备了对抗皇权的态势。

而灵帝一朝发生的三件事,则代表了臣权自强的新动向:

第一件事发生在灵帝建宁元年(168)。这一年灵帝刚刚登上皇位,外戚大将军窦武、太傅陈蕃谋议清除宦官。在此次事件中有两点需有所明了:

第一点是窦、陈合作的基础。扶风窦氏是东汉著名的权贵之家,与皇室亲密无间,不是皇家的公主下嫁到窦府为媳,就是窦家的女儿入宫做了皇后。东汉外戚专权的“祸首”就是窦武的长辈窦宪。而窦武的女儿又是桓帝的皇后,灵帝自外藩继统,窦皇后成了窦太后,窦武做了大将军,俨然又会走上太后临朝、外戚专政的老路子。陈蕃这样的一代名公怎么会与外戚合作?

但窦、陈二人确有合作的基础。拿窦武来说,他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。一重身份是外戚,这毋庸置疑。另一重身份是士人,他在经学上有造诣,有过传道解惑的经历,并且还是著名的党人领袖,与陈蕃齐名,位列“三君”之首。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后,窦武以其特殊的身份,挺身而出,官可以不当,侯爷也可以不做,为的就是保全党人的性命。这样的外戚,能不被士大夫接受,视为知己吗?恐怕接受还是比较中性的字眼,窦武理应受到士大夫的爱戴才是。

再就陈蕃而言,陈蕃有恩于窦家。桓帝立后的时候,中意者是田贵人,而陈蕃表示反对,在他的一再坚持下,才最终选定了窦武的女儿。

第二点,控制机要中枢与军队。窦、陈决议清除宦官,随即进行了一次人事安排,史书中记载:“(窦)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,刘瑜为侍中,冯述为屯骑校尉。”(《后汉书》卷六九《窦宪传》)

尹勋,党人名士,名列“八顾”,因在扶立桓帝亲政中建功封侯,不罹第一次党锢之难;刘瑜,汉室宗亲,经学之士,娴于图谶之术,晓天文历算,对于宦官专权明确表示过不满;冯述,事迹不详。尚书令,是尚书台的长官,尚书台在东汉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,前已言明,尹勋为尚书令,无非就是要通过控制尚书台,在政令的制定上为窦武、陈蕃打击宦官提供方便;侍中,比起尚书,与天子更近一层,从制度规定上讲,他大概可以和天子朝夕相处,后来因为发生过侍中的袭君事件,侍中似乎是被剥夺了侍从天子左右的特权,要在省外听命了。但是,这还要因人而异,像外戚、皇室成员,挂侍中衔,还是可以随时出入禁中,窦武子窦机、窦武侄窦靖早于刘瑜做了侍中,三位窦武、陈蕃的贴心人,以职务之便,时时向天子和太后陈说清除宦官的必要性,应该是情理中的事情;屯骑校尉,是北军将领之一。北军是东汉的中央军,由五营组成,分属屯骑校尉、越骑校尉、步兵校尉、长水校尉、射声校尉,承担京师卫戍。窦武曾经担任过越骑校尉,对京师武备应有相当的了解。在冯述出任屯骑校尉之前,窦武的侄子窦绍就任步兵校尉,则北军五营中至少有两营要听命于窦武,由此看来,窦、陈谋议中可能已经有了必要时动用武装来解决问题的方案。

窦、陈合作基础牢固,安排不能说不缜密,最终却没有战胜宦官,究其原因:

一是在行动中过于拘泥,事事要向太后请示汇报,拘捕宦官后还要经过一套司法程序,让他们认罪伏法,还是想走理性行政的老路。此点连陈蕃也有所认识,他就曾经向窦武说,要诛灭宦官,不必遵循常规。况且,太后并不赞成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整个宦官群体,做到“诛其有罪”,适可而止。从而使得宦官在处境危急之际,得以率先发难。

二是北军失控。窦武在得知宦官发难之后,马上来到窦绍的步兵营,进而寻求整个北军的支持,转而对宦官展开反攻。当时,宦官纠集起来的武装主要来自宫内的卫士。而窦武对宫内卫士的掌控,虽然此前也有所顾及,譬如窦靖监羽林左骑,但恐怕还是准备不足。宫内虎贲、羽林仍旧掌握在宦官曹节手中。并且,宦官在突发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操控能力,却为窦武所不及。宦官谙熟皇权的使用,既已起事,首先便是拉天子入伙,进而质押尚书,发布诏书,令周靖、张奂接管北军。北军作为窦武扭转局势的最后希望,却因为素来就对宦官有畏惧之心而最终倒戈,窦武被杀。陈蕃虽然也把自己的属吏和学生武装起来,但区区八十余人,怎能成事?陈蕃受辱而亡。

第二件事发生在中平二年(185)的洛阳。名士张玄听说司空张温已被任命为车骑将军,即将率军西征,去讨伐凉州的边章叛乱,便前往张温处,进行游说。他陈述了当今天下大乱的根源是宦官干政,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:“闻中贵人公卿已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,明公总天下威重,握六师之要,若于中坐酒酣,鸣金鼓,整行阵,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,引兵还屯都亭,以次剪除中官,解天下之倒悬,报海内之怨毒,然后显用隐逸中正之士,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。”(《后汉书》卷三六《张玄传》)张玄说得很明白,现在张温兵权在握,趁着达官贵人为他送行之际,先杀几个罪大恶极者,然后就起兵杀宦官,解除天下苦难。但是,张温却认为自己做不了这样的事。此事作罢。

第三件事发生在中平五年(188)的冀州。冀州刺史王芬聚集了一批豪杰之士,他们是:陈逸、许攸、周旌、襄楷等人。陈逸,陈蕃之子,在陈蕃罹难之后,得到陈蕃友人的保护,逃匿民间。许攸,前面已经做过介绍,是“奔走之友”的成员之一,他在冀州的出现,莫非是有使命在身?周旌,事迹不详。襄楷,这是一个与早期道教和佛教东传都有关联的人物,善“天文阴阳之术”,也正是基于他对天文变化的预测,“天文不利宦者,黄门、常侍真族灭矣”(《三国志》卷一《武帝纪》注引《九州春秋》),才使得王芬等人决计乘灵帝北巡之际,废灵帝立合肥侯,并以地方盗贼横行、侵扰郡县为名,募集到了一支兵马。后灵帝取消北巡,刺杀行动流产,王芬自杀。

在这三件事中,窦武要控制北军,张玄看重的是张温手中兵权在握,王芬要募集郡国兵,思路基本一致,就是以武力为依托,消灭控制皇权的势力,乃至废旧立新。看来,武装已经成为解决东汉政治难题不可缺少的工具,而窦武的失败,张温的不作为,王芬的自杀,又使得武装能否为士大夫所用成为问题。

而桓灵以来,名士任侠蔚为风尚,士大夫出现武人化的倾向,使得武装必将成为士大夫的囊中物。

先来看名士任侠,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不陌生,前面讲“奔走之友”中就有“力能兼人”的侠客伍孚,那位党人名士张邈也是侠肝义胆。伍孚后来作为海内名士进了何进幕府,在那里他并不孤单,同气相求者有王匡、鲍信等人;王允也是文武兼修,“允少好大节,有志于立功。常习诵经传,朝夕试驰射”(《后汉书》卷六六《王允传》)。还有那洛阳公子的任侠仗气,这洛阳公子中不仅有袁绍、袁术兄弟,还有日后将在汉末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曹操。仗气是年青人的性格特征,无需深究。而任侠,就要有些功夫了,所以韩非子会说:“儒以文乱法,而侠以武犯禁。”(《韩非子·五蠹》)这里举曹操的一个例子:一次曹操偷偷摸进大宦官张让的房间,被张让发现,曹操就展示了一下他的武艺,“舞手戟于庭,逾垣而出”,于是,就有人评价他说:“才武绝人,莫之能害。”(《三国志》卷一《武帝纪》注引孙盛《异同杂语》)此外,任侠者多权谋、喜兵法。袁绍为何进出谋划策,引外兵进京勤王,是一例;曹操汇集诸家兵法,编成了《接要》,还为《孙子兵法》作注,又是一例。

《三国志》(宋刻本)

这些任侠的名士们,后来大都要与军事结缘,有着一段或长或短的军旅生涯。像袁绍,担任过西园军将领;曹操,要比袁绍更早地接触到武装,他曾经作为骑都尉,率部进入颍川,与黄巾作战。后来也进入西园军,任典军校尉。那时他的理想就是能够为“国家讨贼立功”,封侯做征西将军;袁术,从折冲校尉做到统帅宫内卫士的虎贲中郎将;王匡、鲍信等回到家乡招募兵马,有了自己的武装……

担任军职,加速了士大夫的武人化进程;接触武装直至控制武装,使得士大夫在理性行政之外,又有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强有力工具。窦武的覆辙不可重走,张温的不作为成为过去,更不能像王芬那样被逼上绝路,武装最终要为士大夫所用,中平六年宦官斩杀何进,使得士大夫的武力得以释放,外戚、宦官两亡,京师的武装理应置于士大夫的掌控之中,他们也要为东汉的政治前途作个选择了。

但是,时间却不容士人仔细去研判得失。从洛阳的西北方向杀来一支令人生畏的凉州军,于是,一切情理之中的事情就由此被打乱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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