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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晋禅让:历史让美好的幻想灰飞烟灭  

2009-11-12 17:59:51|  分类: 学术三国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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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晋禅让:历史让美好的幻想灰飞烟灭

于涛


提要: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,有两种模式:一是打天下,即革命;一是让天下,即禅让。无论是打天下,还是让天下,都有着各自的模型。前者效法汤武,后者一依尧舜故事。革命驱除了暴虐,要讴歌;禅让延续了太平,更值得赞颂。革命要流血,禅让带给人民对明天更美好的幻想。显然,禅让应该是最优的王朝更替模式。而这最优的模式,却密集地出现在魏晋南北朝,这段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历史时期。在柴燎的青烟中,幻想在历史中破灭了。


等待被换掉是末代皇帝的宿命


西晋太安元年(302),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在邺城(今河北临漳)辞世。在当时,他的死,无足轻重。在能够残存下来的一点信息中,我们仅能知道的是,官方赐予了他一个“元皇帝”的谥号。较之他的两位同辈前任,被废掉的曹芳、被弑杀的曹髦,能做到自然死亡的曹奂被给予了尊严。而撰写三国历史的陈寿,却没有等到这一天,只能把曹奂历史性地定格在他的二十岁。

男子二十冠而字,成年的曹奂终止了曹魏王朝的历史,这是他的宿命。在被选中成为皇帝的那一时刻,二十岁要发生的事情,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迎他入洛阳的是日后要取代他的晋帝司马炎。也许是要让他铭记自己的宿命,在登基之前,他被改名了,堂皇的理由是:君主的名字,要“难犯而易讳”。原本名璜的他,改称奂。奂者,换也。如果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:“记好了,你要被换掉。”魏帝奂要有怎样的意志,才能苟活下来。

好在等待的时间并不漫长,换掉的方式,对曹奂来说,也不陌生,当年自己的伯父文皇帝曹丕就用它,终止了汉的命运。它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叫 “禅让”。那可是起源于尧舜的故事。

禅位的情景,曹奂的心境,亲历者似乎更愿意选择集体失忆,记史者亦无意在此着墨。是历史突然失去了耐心,急于弃旧迎新?或是当事者早已迷失了新旧的界限。后者恐怕是庙堂之上能够谱写历史的官僚们要争论的话题。新朝的晋人要修撰晋史,从何时写起,却有着不同的意见。一种意见认为从正始起,一种意见认为始于嘉平得当,还有第三种意见是泰始为断。想来各持己见者都有各自的理由。而从正始到泰始,在这条时间的轨迹上,司马氏祖孙三代完成了从权臣到藩王到皇帝的身份转变,晋由无到有。

在历史忽略的时空中,后世的才子从不缺乏驰骋想像的勇气。禅位前夕的曹奂,心神恍惚,举止失措;即将成为皇帝的司马炎要笑着与曹奂商量,请其出让天下。这时横生出一位黄门侍郎张节要讨要一个说法,还给司马炎戴上了一顶 “篡国之贼”的大帽子。于是,司马炎怒了,“吾与汉家报仇,有何不可!”张节遂横尸殿下。曹奂泣泪跪告。无奈司马炎已经生气,走了。一旁的贾充说:“天数尽矣,陛下不可逆天,当照汉献帝故事,重修受禅坛,具大礼,禅位与晋王:上合天心,下顺民情,陛下可保无虞矣。”

这是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百十九回中刻画的场景。小说家在这出戏的情节展开上,恐怕很矛盾。纠葛的因素太多,失去了好人好,坏人坏这样的朴素的道德判断。情感为理智所左右,甚至要造出一位忠于曹魏的张节,其姓名是否包含有伸张气节的意味呢?民间的历史观在这里难免有些彷徨。

以《三国演义》的立场而论,它要将尊汉贯彻到底,汉室复兴是被赋予正义色彩的大业。可惜的是,沿着历史的线索走下去,历史的结局又实质性地动摇着它的立场。蜀汉亡国,正义的一方竟然会先于邪恶的一方消失!而上面所录的司马炎要为汉家报仇的怒语,却分明是正义又神奇般地在邪恶的内部复活了。但怒语的回荡,遮盖不住那片凄凉、那摊疑似要伸张气节的“忠良”鲜血和那声声的哭泣。谁又能坚强地认为这就是正义的胜利?迷失。迷失在尊汉、贬魏、扬晋中。


士大夫们要追逐的势利是天下


站在传统继承的角度上,看晋的成立,魏的消亡,司马炎的戏却会得到一次思想的升华。而完成这次升华的,是来自陈寅恪先生在《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》一文的分析。陈先生持阶级分析的观点,认为魏晋兴亡,是东汉两大阶级——内廷阉宦阶级和外廷士大夫阶级继续斗争的结果,前者的代表是曹魏,后者的代表是司马氏。换言之,亦可理解为已经成为传统的儒家思想,因此得以复兴。

魏与阉宦的关系,全由曹操的出身所决定。真正能拿出身说事的出现在由陈琳在为袁绍起草的“讨曹檄文”中,檄文的语言干净利落,曹操被定性为“赘阉遗丑”,晓布天下。出身,乍听起来,总觉得是真理。这一点与生俱来,无法抹杀,也不取决于曹操自己的意愿。出身的设定,对解决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、思想根源,无疑是条捷径。在因果的判断中,便只有了唯一的因。据此,阉宦是东汉政治肌体中蠹虫,凡与阉宦有染,均可归入有害一类。

令人失望的是,阉宦的出身可能对曹操不会起作用。能够为曹操提供因果线索的那位宦官祖父曹腾,却无污点可查。可能是曹腾父“仁厚”的基因起了作用,才使其出污泥而不染。毕竟曹腾后天的生理残疾,与曹操无法建立起血缘的纽带。可曹操的亲生父亲、曹腾的养子曹嵩,也有着“质性敦慎,所在忠孝”的美誉。那么,曹操总该有所洗清吧!

观其成长,曹操与阉宦为伍的证据寻觅不到。一俟进入仕途,与阉宦为敌,却有迹可循。他的人生目标也很坚定,要做好官,要为国家讨贼立功,仿佛是要为 “大丈夫当为国家扫天下”的士大夫精神在招魂。试问自党锢之后,又有哪位士大夫能够有勇气做出如此真心的表白呢?也许,只有在瞬间面对生与死的选择,才会有真情的流露。隐约间,在残破的长安城中,在无羁的兵马洪流中,司徒公王允的临终遗言——“努力谢关东诸公,勤以国家为念”,会为士大夫的精神再做一次苍白的证明。

离心离德,弱肉强食,代汉自立,是被司徒公死念的关东诸公在那时的真实写照,也是曹操在乐府诗《蒿里》所展现出的历史画像,诗云:

关东有义士,兴兵讨群凶。

初期会盟津,乃心在咸阳。

军合力不齐,踌躇而雁行。

势利使人争,嗣还自相戕。

淮南弟称号,刻玺于北方。

铠甲生虮虱,万姓以死亡。

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。

生民百遗一,念之断人肠。

诗人显然没有停留在描绘的层面上,他发现了当年在猎猎义旗之下,共誓盟约的关东诸公,有着先天优良品质的士大夫们,蜕变成了嗜血的动物,诱因就在于对“势利”的追逐。

势利为何物?是财富?是权力?

在汉末历史场景中存在的那个势利,是凶猛狡黠的怪兽,它时时在蛊惑着人们去冲击道德的底线,劝慰着人们可以无情吞噬理想,随意践踏原本还在共同维持的秩序,以再造权威和法则作为前途的招唤,以除旧布新来掩匿全部的罪恶。士大夫们要追逐的势利,其实就是天下。是要把汉家的天下,换作自家的天下。


天命无常是改朝换代的出口


势利的发现者,会自觉地避开势利,免受势利的侵扰吗?“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”,曹操如是说。孤弱的汉天子,就在股掌之上,拥有天下,只在一念之间。也许这种转念,对于曹操来说,是最大的痛苦;也许他又天才般地发现了遏制势利的力量,乐毅,蒙恬,“周公吐哺,天下归心”,历史在消融势利?传统在挽救国家的倾危?

中国古代社会是经验型的社会,经验的载体是历史。历史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有类型化的倾向。圣明的君主,是尧舜复生;贤能的宰相,只能是伊尹、周公第二;聪明的文臣,是“吾之子房”;决胜千里之外的将帅,是孙子、吴起的化身。历史保留下来的荣辱兴衰,是验证现实行为合理性的一把标尺。抛弃历史,一意孤行,以现实为起点的创制,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

更何况,汉家在其四百馀年的历史进程中,积淀形成的传统,配属了儒家的大脑。在仁义礼智信的陶冶下,岂容得乱臣贼子!但是势利还是滋生了起来,服膺儒教的士大夫竟然要将汉家埋葬。

这是多么的矛盾啊!制造矛盾的非是他人,而是汉儒。他们把人世间的是非评判,出让给了天。人世间美好了,天降祥瑞予以表彰;人世间混乱了,天谴灾异予以惩罚。这是与非,好与坏,主要是看天所认可的那位代理人——天子的表现。做得好,保你江山永固;做得不好,就让有德者居之。换掉天子,是天命使然。

汉儒设计出了这一天命无常的理论,或是基于道德的考量,或是对普世正义的追求,但却不可避免的为改朝换代预留了出口。势利之徒有了可乘之机,口实之据。挪用天命,为自己觊觎天下的动机,粉饰上有德的光鲜色彩。可惜的是,势利之徒虽众,觊觎之心虽切,摆布天命,只是官样的文章,你做的,他也做的,愚人的游戏而已。但既已成为传统,皇帝的新衣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,孩子也要信以为真。


实力搭起了受禅台


满足一时的虚荣,却未见得能心想事成。天命的眷顾与否,到头来还是要看你的实力。

被认定为儒教中人的司马懿,就熟谙此道。

当年他就以曹操已得九成天下,来劝说曹操要畏天知命,代汉称帝得了。仅此,就会对其儒者的身份画一个大问号?在陈先生的笔下,亦不能将其与纯儒建立起完全的联系,而视之为一个进化的产物,即司马懿所具有的坚忍阴毒,是优于儒家的迂缓无能的品质。其坚忍之表现,以其“潜伏”曹营近五十年为代表,“以垂死之年,奋起一击”,终可以完全的儒者的面貌,唤起世人对传统的回归。以此意来回溯劝曹操称帝时的司马懿,则仲达有诱使孟德跨越雷池之嫌。

这位隐藏至深的儒者,实在是名不副实。

与曹操相比,司马懿倒是可以论一下出身的。曹操的出身,枝蔓太多。司马懿的出身则很纯,没有让人浮想联翩的地方。司马氏本就是一个要诞育职业军人的世家。这在其家族体质上就有了充分的表现。其祖父司马儁,“长八尺三寸,腰带十围,仪状魁岸,与众有异”;其兄十二岁时参加童子郎的考试,监考者认为他身体壮大,与童子有异,司马朗则告诉他,“朗之内外,累世长大”,想个头矮点儿,身子骨弱些,那真的是没办法,这可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,绝无“损年以求早成”之意。

汉末多事,战事频仍,于军人而言,生逢其时。而掌握军权,控制武装,却是构成那实力的核心。军权在,武装强,获得天命,犹如探囊取物。这个道理,普遍军事化的汉末列强都知道。也是带有军人血统的司马懿在日后能够总结出来的学习心得。

事实上,司马懿入曹府的时间较晚,唐修《晋书》对其晚起步的解释是:“不欲屈节曹氏。”这便是他“潜伏”的心理基础了。还原那段历史,这一能支撑司马懿走过半个世纪的基础过分脆弱了。

曹操最初召他入府的时间是建安六年,官渡之战刚刚结束。袁绍虽败,势力犹存;曹操虽胜,多少有几分侥幸。曹袁争霸,鹿死谁手,还有待观察。抱观望心态,很正常。屈节曹氏,需要胆识。允许儒者向坚忍阴毒进化,也应体谅军人所具备的审时度势的素质。而且,司马懿拒命,是保证安全前提下的拒命。一则,其父司马防对曹操有保荐之恩,曹操念旧情,会放司马懿一马;二则,司马家族已向曹府“贡献”出了长子司马朗,表达了对曹氏的热爱;三则,正值用人之秋,曹操对于此种行为大可宽容待之。曹公的容人之量,还要靠像司马懿这样的“愤青”传布。多几个“愤青”并不是什么坏事。等到北方已定,曹操以丞相之命,稍加恫吓,司马懿即刻屈节,实在是玷污了气节、操守这等高尚的名词。

入府之后的司马懿,在工作上很敬业。但真正能接触到军务很晚,能够负方面之任,于两军阵前建功的时间更是晚之又晚,那一年,他都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。

从汉末蔓延开的战事没有停息的迹象,军人的潜质却已激发。在文帝早逝之后,司马懿在军事上,才华横溢,孙权曾言:“司马公善用兵,变化若神,所向无前。”司马懿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曹魏军事首脑。军事上的成功,足以让司马懿成为曹魏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,使其附着上了强臣的特征。这是曹魏君臣的共识。明帝曹叡下诏明确将其比作周公。在此之前,只有曹叡的祖父曹操有此自比。这是一种警示,还是一种嘉许?朝臣则以为萧墙之内出现了鹰扬之臣,要为朝廷树敌了。

造化弄人。当年的“愤青”在屈节之后的晚成,竟然会产生如此惊人的“威胁”!来自君臣的忧虑,当事人会做出辩护吗?司马懿的个性太过内敛,除了工作语言外,他的感情被他自己紧紧地裹住了。不过,司马懿还是开启过自己的心扉,他作了史上的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诗,显然是在重压之下的一种表态,适时,司马懿率曹军精锐四万西征辽东,路过家乡,与父老故旧,宴饮累日,怅然有感,诗云:

天地开辟,日月重光。

遭遇际会,毕力遐方。

将扫群秽,还过故乡。

肃清万里,总齐八荒。

告成归老,待罪舞阳。

该由他完成的工作,他还是要尽心尽力去完成,完成之后,自己会告老还乡,听任处置。司马懿问心无愧。

时局的变化,使得预期的结果并没有发生,司马懿要后悔胸臆的抒发了,当时不该那么不堪重负啊!明帝辞世,制约强臣的力量开始减弱。一班空谈家们,成了司马懿的同事,开始了他们的新政,直至要公然挑战司马懿的军权。强臣蓄谋反击了,计划中的政变适时爆发,制约的力量在背信弃义的屠戮中化为乌有。强臣转变为权臣。权臣的子孙最终将走向那受禅的高台。

曹奂的宿命,所带来的是魏晋的禅代,是在恐怖、血腥的气息中,上演的悲剧。得到天下的君主们,还会像始皇帝那样,豪情万丈地宣布“二世三世至于万世,传之无穷”?东晋明帝司马绍在得知了自己祖上得天下的真相时,即断言:“晋祚复安得长远!”

尧舜的禅让是服务于传统的神话,历史并没有展现它美丽的一面。尧曰:“天之历数在尔躬。四海穷困,天禄永终。”还在不厌其烦地为晋宋、宋齐、齐梁、梁陈的禅让,论证着彼此的消长。

(本文专供网易历史博客举办的“百家博谈·历史解码”活动,不得商业性质的转载,非商业使用转载请注明出处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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